紧急救援 　　2004年1月15日 暴风雪 　　昨天早上，刘导把我们送到了纽约拉瓜提机场，乘坐加航的飞机飞往多伦多，然后转机到圣约翰斯。晚上就能见到我的妻子王柳和大连电视台的两位记者。由于他们没有得到美国的签证，只能直接到加拿大与我们汇合。前天，他们已经到了圣约翰斯等候着我们。本来是13点起飞的飞机，竟然让我们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才滑向跑道。据说是由于多伦多有暴风雪，飞机只能晚点起飞。在飞机上，我的心十分焦急，因为转机的时间是18：30分，我们还要过移民局，过海关，搞不好就会错过下一个航班，影响我们的行动。快飞，快飞，飞机终于落在了暴风雪中的多伦多皮而森国际机场。 　　我们四人急匆匆地冲出机舱，向移民局入境处跑去。入境的人排起了长龙。再急也不能加塞，这毕竟是在国外，要保持风度。过移民局花了我们几十分钟，再提完行李过海关。赶到楼上航空公司柜台时，已经过了换登机牌时间，手表已指向１８：４５分。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晚已经没有飞机，最早的班机是明天早上８：３０起飞。无奈我们只好预定了明天早上的这一航班。我原以为加航会为我们提供食宿，结果根本没人搭理我们。我们四处咨询，一个好心的加航问讯台华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"这是天气的原因，不是航空公司的原因，根本没人管你们。找个公用电话，那边有黄电话号码本，随便找个旅店派车来接你们，明天早上６点钟就要赶到这里换登机牌。今晚先对付一宿。" 　　我们感到被抛到了冰窟，是蹲机场侯机室还是找个酒店？多伦多我们谁也没来过，可以说举目无亲。机场离市区有多远谁也不知道。怎么办？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我。实际上此时我也没有什么主意。我镇静的劝导大家："没事，会有办法的。"我的嗓子都哑了，头顶冒着冷汗。上帝总是在最后的时候帮我一把。不知怎么，我突然想起了临行时，大连海外旅行社张经理告诉我的全球紧急救助电话号码。我当时没当回事，好悬没有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扔了，那可就惨了。怎么打电话，是否有人救助？刚好随行记者英子有一个电话卡，上面还有一点钱，能打几分钟。我们象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拿着这张在美国买的电话卡，试拨电话。"嘟嘟嘟"电话居然神奇地通了，接电话的是一个叫玛丽的女士。我把我们的窘境告诉了她，请她紧急救助。她问清了我们的位置，告诉我们别动，马上派人来接我们。食宿、接送站帮助我们安排，增加的费用自理。不管怎么样我们有救了，大家松了一口气，向我投出了赞慕的眼光。 　　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接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。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，大家饿坏了，一人吃了一包榨菜，一根火腿肠。喝了凉水，垫垫饥。到了晚２１：００，有一个叫王峰的人开着大面包车来接我们。在冰天雪地的多伦多，我们心里感到一丝温暖。接下来，我们如狼似虎地吃了一顿中餐，然后到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宾馆住了一晚。 早上５点钟，我们又在黑暗中出发了，不知道多伦多到底是个啥模样。６点钟赶到了机场。当我们推着行李进入侯机厅时，里面一片混乱，冒着刺鼻的浓烟。原来机场失火了，外面的消防车尖叫着一辆又一辆地驶来，着着厚厚消防服的消防员手里拿着灭火器材，不断地冲向失火处。机场工作人员指挥着乘客们向安全地带撤退。人们平静地瞪着眼睛，向冒烟的地方望去。我和中央电视台张子缨记者各自用手中的摄象机，记录着救火现场和惊讶的人群。我心里想：这是失火呢，还是恐怖袭击呢？这时候有人过来要为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购买我们手中的录象带，并说用完后给我们寄回中国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扑救，浓烟终于渐渐地散了。我问一个警察：什么地方着火了？他骄傲地说："没有什么火，只是冒了点烟。" 　　机场终于恢复了秩序开始换票，我们担心换不上票，赶不上飞往圣约翰斯的航班。机场工作人员指着排着长队的乘客说："别着急，飞机统统晚点了。"看来在加航飞机晚点是正常现象，而且没人给你买单。 　　当我们登上了晚点的加航飞机后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响了，小车推着食物走来走去，没有人给我们送饭，最后一打听，需要自己花１０加元购买盒饭。当我们花钱买时，只剩下一盒。就是花１００元也没有第二盒了。英子花钱买了这盒饭没有舍得吃，最后给另外一个生病的记者吃了。另外三个人只能空着肚子"挑战"饥饿。我真羡慕那些国家运动员，机票、食宿、保健都不用自己操心，不拿好成绩对得起谁呢？ 　　圣约翰斯终于到了，加拿大的留学生们在总策划于泳涛的带领下，手拿加拿大国旗、标语和我的画像在机场出口欢迎我们的到来，场面十分隆重。夫人王柳也在欢迎的人群中，向我献上了一束鲜花。这里将是我挑战的目的地，我要向他人证明自己，向世界证明中国！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。